翻译研究 | 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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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金洁,女,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吴平,男,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本文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线优先出版论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2016年8月16日。

《骆驼祥子》作为语言大师老舍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现代写实主义小说的杰作,已被译为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等38种不同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在欧美国家中,美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译本影响较广。已有的文献资料显示,《骆驼祥子》是老舍文学作品中被译介到国外最多最广的作品,同时也是目前重译本最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对这样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以往的研究往往多从译本文字对比着手,对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译者序言关注度不够。鉴于此,本文拟以《骆驼祥子》最有研究价值的两个英译本译者序言为例,试图通过分析译者序言来探究各版本译者的翻译理念,以及译者序言这个“小文本”如何折射出社会文化“大文本”的情况,并探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问题。

译者序言是一个可以让译者“现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译者可以反思自己的翻译活动,表达自己的翻译理念,阐释对原作的理解并直接与读者对话。著名翻译家林纾和严复就通过译者序言(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引》《<黑奴吁天录>例言》《<天演论>译例言》)阐述了他们对翻译的思考,现在这些序言已经成为研究林严二人翻译思想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译者序言是翻译话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前理论的性质,它让读者注意到翻译的过程,了解译者对原作的态度,帮助读者了解翻译生产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翻译的关系,为翻译研究通过译者序这个“小文本”解读社会文化“大文本”提供必要的材料。下面将对《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进行介绍与比较。

翻译研究 | 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

《骆驼祥子》影响最为广泛的英译本主要有四个,译者分别是EvanKing(1945年版)、JeanJames(1979年版)、施晓菁(1981年版)及HowardGoldblatt(2010年版)。1945年在美国出版的EvanKing译本是把《骆驼祥子》推向欧美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也是《骆驼祥子》到目前为止英译本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个译本。事实上,由于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他者”,因此,King的译本就成了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然而该译本却并未收录序言,这使读者无法直接了解King本人对原著的看法、对北京乃至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其翻译思想和所使用的翻译体系。众所周知,King的译本对《骆驼祥子》原著在内容上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动,不仅把原来悲剧性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还过分渲染了原著中有关性的内容,甚至凭空在译本中创造了新人物。可以说,King的译本是一部充满了译者个人通俗趣味的原著改写本,在缺乏任何序言跋语的情况下,译者改写的动机已经很难考证,一种可能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对通俗小说的阅读偏好。在序言缺失的情况下,当时的英语读者无从得知King对原著所做的一番改写已使该译本在旨趣上与原著大相径庭,从而对《骆驼祥子》及其所代表的北京与中国产生了严重误读。由此可见,序言的缺失确实会直接影响翻译作品的传播效果,引发对原作的变异解读。

施晓菁在其1981年的译本中直接使用了老舍夫人胡絜青的一篇文字来作为序言并进行了翻译,这篇文章主要追忆了老舍贫苦的家庭出身以及他童年的生活环境。老舍夫人的这一序言使外文读者得以从老舍至亲的角度了解老舍的生命及其创作过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有助于拉近外文读者与作家本人的距离。然而,对首次接触老舍作品的外语读者而言,这篇序言所展现的只是老舍夫人的个人视角,其内容是一种主观的感性追忆,外语读者在读完这篇序言后所得到的多半只是一些关于作者的零散细节,无法很好地对作品所描绘的时代有一个宏观而又客观的把握。
因此,在《骆驼祥子》的英译本译者序言中,较有研究价值的是James和Goldblatt的译者序。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对这两篇序言进行介绍和分析。

James和Goldblatt的译本均体现出了译者较高的主体性。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的参与对推进翻译传播活动可以起到十分积极的效果,译者的“合法偏见”对延续、丰富作品本身的艺术生命力有不容忽视的作用。James和Goldblatt不同的翻译理念也反映出当前翻译活动的二元化倾向:一是学术化倾向,翻译实践服务于学术研究工作;二是市场化倾向,翻译实践以满足大众阅读市场为导向。这两种倾向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区分,只是翻译工作服务于不同目的而产生的自然分工。总而言之,James和Goldblatt的译本分别代表了受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驱动的两种翻译实践活动,这两个译本在译者主体性方面的差异也导致了它们在传播效果和学术、市场价值方面的差异。通过解读《骆驼祥子》不同版本的译者序言,我们得以窥见不同译者的翻译理念,了解不同译者的“历史性”及其“合法偏见”,正视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传播效果及其文本价值的影响,这对于提高今后《骆驼祥子》译本的质量,延续老舍作品在西方语境中的生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