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真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那我这个翻译家也算得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虽然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国策，但对参加过1977年高考并因此而改变命运的那代人来说，那次高考无疑是国家拨乱反正的破冰之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对我个人来说，40年前进城赶考的往事还历历在目，1977年那个温暖的12月不仅是国家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之路的拐点。
想上大学读书，做梦都想
我1953年4月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祖籍是四川省江北县水土镇石坝乡（今属重庆市北碚区）。我父亲原名曹延德，1943年11月在重庆参加青年军时改名为曹征，1944年3月随所隶属的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学生大队二中队赴缅甸对日作战。伊洛瓦底江畔的抗战经历成了父亲一生最辉煌的记忆，也成了他后半生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袱也传给了他的5个儿女。我从上小学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与大多数同学不同，面对学籍表上“家庭出身”一栏，自己往往都无从下笔，文革开始后我被归于“黑五类”，上山下乡后又属于5%“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自己要获得一分收获，就必须付出数倍于他人的努力。虽然那段历史已一去不返，但十滴汗水换一分收获早已成了我的习惯和心态。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自己家穷，没有藏书，读小学时最喜欢暑期和一个表弟一道偷偷攀上他家积满灰尘的阁楼，从他父亲（我称呼姑爷）藏在那里的一堆“古董”里挑书读，什么《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以及楚图南先生翻译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等，都是那个时期读的。1966年7月，我从自贡市塘坎上小学高小毕业，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全国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而姑爷家的藏书也被付之一炬。其后两年，无学可上，懵懵懂懂的我白天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很多时候则为“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写检讨书和认罪书，其间还到东方锅炉厂建设工地砸铺路用的碎石，因人小力微，干一天活只能挣二角多钱。随着“复课闹革命”，我于1968年秋天进入自贡二中（蜀光中学）。当时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工学农学军，不仅数理化课本都变成了“工基”“农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连图书馆也因藏有“封资修毒草”而被贴上了封条。可蜀光中学毕竟属于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在文革前一直享有北大清华摇篮的美称，所以，尽管当时学校实行“工宣队指导下的革委会主任负责制”，学生也不是分级分班而是编成准军事化的连排，但挨过批斗的老师们似乎并没忘记“尽心为公，努力增能”的校训，依然尽可能多地向学生传授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有老师还在私下里告诉学生，中学复课了，将来大学也会复课，这使不少同学萌动了有朝一日上大学读书的憧憬。但现实是严酷的，初中毕业后我们面临的是那代中国青年共同的命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继续读书上大学，几乎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等待下乡期间，我曾到宜宾柏树溪内昆线上干过半年维护铁路路基的活儿。1971年7月，我插队落户到眉山县修文公社永光五队。上大学读书的梦想还藏在心底，我把姐姐用过的文革前的中学课本都带到了乡下，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则偷偷挑灯读书，连数理化习题也一道道地认真演算，两年后我真还差点儿因此上了大学。如今不少人以为被“文革”废止的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复，其实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曾有过一次高考，只不过参加考试者必须先经“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而且还必须是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青年（包括下乡知青）。我本来就不怕干活，栽秧打谷犁田耙地更是一学就会，一会就精，下乡不久就当上了队里的生产组长，反过来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所以我虽然出身不好，但仍然通过了推荐，参加了文化考试，并以不错的成绩被省内一所医学专科学校拟定录取。可没想到的是，后来四人帮捧出“白卷英雄”，颠覆了那届高考，尽管我每天都下地干活，一年挣3000多工分，但还是被划入了“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之列，结果与当年许多高分考生一样名落孙山。此后上大学的途径就只有经“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样招生的弊端显而易见，对“黑五类”子女也更加不利。我当知青的表现堪称优秀，群众推荐不成问题，但每次都没通过批准或复审。父亲知道我做梦都想上学读书，而且一直因没给我一个好出身而深感内疚，于是便尽其所能参加了“走后门”的队伍。那时物资供应匮乏，城里人的肉糖烟酒都按人头配额凭券供应，所以每年招生推荐后，我父母和小弟小妹一个月的副食品配额都会被基层干部或招生组享用。只有一次例外，因为那年我父亲乘公共汽车去拜见家乡某校招生组，结果他一个月的工资连同全家人当月的肉糖烟酒配额券都在车上被扒手给偷了。当然，父亲始终也没能为我走通那道后门。
1973年那次高考后，我在乡下的岁月可谓在迷茫中蹉跎。当然也读书，但只能读到少量在知青中悄悄流传的中外名著和零零散散的唐诗宋词。直到1977年恢复只需“自愿报名”就可以参加的正式高考，我才被当时的自贡师范学校录取，于1978年春天重新开始了在校园的求学之路。回首那段往事，除感恩改革开放外，我每每嗟叹世事难料。后来才得知，那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70万，全国大中专学校只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不到5%；而我这个在求学路上一直排在95%“红五类”之后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却挤进了那年高考幸运的5%。更幸运的是，当时录取我的虽然只是一所中专，但我入校8个月后却意外地被提前毕业留校，而且学校不久后又被升格成了高等师专，这不仅为我后来的求学治学提供了便利，也为我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提供了契机。
想学莎士比亚用的那门语言
我1977年的高考志愿是中文专业。在进校后的摸底考试中，我成绩排名第一，这意味着我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时候毕业分配工作主要看成绩排名，但我想利用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更多的知识，于是进校17天后，我到教务处申请转英语专业。记得当时的教务长是位女士，她问我为什么想学英语，我回答说“想学莎士比亚用的那门语言”。我这样回答当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多年来潜伏在心底的一个欲望。我上初中时学校不教英语，记得有次我课外读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怎么也读不懂其中的一段话：“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私下请教一位语文老师，可他对那句话也不知所云，我当时就萌动过要学英语的念头。在乡下当知青时，曾有本绿色封面、繁体字竖排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辗转到我手中，对见惯了桃红李白菜花黄的我来说，那本书不啻是朵奇葩。但遗憾的是，其中有不少诗句都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又一次触动了我想学英语的那根心弦。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打动了那位教务长，于是我如愿以偿地转到了英语专业。
早就想学英语，但真正学英语却是从1978年进校后那个春天开始的。77级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都想把被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在这种决心驱策下，我总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自己英文基础比其他同学差，所以每晚教学楼熄灯后，我还会在教室里秉烛读书。教学楼和宿舍之间有一口树荫掩蔽的水井，井水很凉，夏夜读书困乏时我就去井边打一桶凉水冲冲，抖擞精神后又回教室读书。那时候学校领导有值班巡夜的惯例，时任校长的袁家楷先生（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有好几次发现我夜读，并叮嘱我少用那口井的水冲凉。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5个小时左右。我经常暗暗勉励自己：“我不笨，但我亦先飞多飞，何如？”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进校8个月后，往届同学（工农兵学员）毕业时因有学员流失而空出了毕业名额，而当时学校又缺师资，于是学校决定让我占用流失学员的名额提前毕业，并同时留校任教。因此，当77级同学都还在念书时，我已经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协助教学，并在教学之余开始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翻译。1980年秋季，我开始为80级高师班上英语精读课。为配合教学，我把许国璋、俞大絪主编的《英语》教材中选配的英语诗歌翻译成中文，辑成英汉对照本《英诗二十七首》，由学校出资印刷成册，寄送各兄弟院校英语系交流。反馈的信息令我受到鼓舞，于是在1982年8月，在开始学英语仅4年之后，我参加了由《外国语》和《译林》联合举办的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文学翻译征文评奖（要求翻译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Son”）。在那次包括海内外4000多华人参赛的评奖活动中，我有幸名列前60位，获得“鼓励奖”。与此同时，我还开始在《外国文学》《文化译丛》《诗刊》《星星》《红岩》《绿风》和《译林》等期刊杂志上发表翻译的英美诗歌和小说，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拙译也都翻译于那个时期，如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译于1981年，司各特的《湖上夫人》前三章译于1982年。
1983年秋，在羡慕我教的80级学生都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文凭”之余，而立之年的我考入四川教育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对已教过一届三年制专科生的我，本科学业并不繁重，于是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我发起并组织了《英诗金库》（《英语最佳歌谣及抒情诗之金库》）的翻译和编注工作，同时在以出版社名义给全国译者的约稿信中提出了“在神似的基础上做到最大限度的形似”的译诗主张。这部英汉对照、厚达2493页的英诗选于1987年出版，卞之琳先生曾说这是做了他们那代人自“五四”以来就想做而未做成的事。在此期间，我还翻译了《弗罗斯特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和英国诗人司各特的三部长诗：《湖上夫人》（后三章）、《最后一个吟游诗人的歌》和《玛米恩》（前两部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和1988年出版，均被英国司各特纪念馆收藏；《玛米恩》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1985年7月我从自贡师专调往四川教育学院任教，1992年晋升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2003年秋，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我又负笈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并于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我去北大读书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学历学位，而更多地是为了圆蛰伏在当年蜀光中学那个自贡少年心底的梦，正如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致谢”中所说：“最后我要感谢海纳百川的北京大学，感谢她让这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殿堂终于成了我的母校。……能有这样一片净土圆我少时之梦。甚幸哉！感激之情，非言能悉也。”可以这样说，我感激北大给我机会，其实也是在感激改革开放。
翻译“美国文库”丛书
随着改革开放在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深入，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与此同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美国“美国文库”编委会开始合作出版“美国文库”中文版。“美国文库”是美国学术界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一项文学文化遗产整理工程，迄今已包含100多部美国经典。文库编委会是一个高级别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甄别并精选出历代美国文豪和思想家，请一流专家汇编、校勘并注释其作品，由美国文学经典出版公司精心编辑出版，所以这套文库丛书的学术权威性、印制精美程度以及其国际声望，都堪称美国之最。中国是第一个开始翻译这套丛书的国家。由于是合作出版，拥有最终审稿权的美方不仅对中译文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对每部作品的译者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比如对文库中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美方要求中方译者不仅翻译出版过小说，还必须翻译出版过诗歌，不仅精通英语，还必须读得懂法语。在三联书店寻找符合美方条件的译者时，著名翻译家杨武能先生碰巧向三联推荐了我。
1992年10月上旬，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亲自飞来成都，随身带着厚达1408页的《爱伦·坡集》原著和已于当月3日在北京盖好沈先生印鉴和三联书店公章的“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第四条规定“甲方应于1994年3月1日前将上述作品的誊清稿交付乙方”。鉴于此前签约翻译文库丛书的译者都是数人甚至十多人合作翻译一本书，“面试”时沈先生不无担忧地问我：“你真有把握独自用500天译完这本书吗？”回答是肯定的。我在合同上签名盖章的日期是1992年10月10日，动笔翻译该书的时间是当月13日。其后除了备课、上课、批改学生作业，我几乎都是夜以继日地潜心翻译。那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翻译就是伏案“爬格子”，至1994年2月22日，历时498天，我终于译完全书。因舍不得自己一笔一划写成的3307页手稿，我花了两天时间来复印装订，于24日将复印的译稿寄往北京。
因时间有限，加之功力未逮，1995年出版的拙译《爱伦·坡集》存在一些讹误，但令人鼓舞的是，美方审稿人认为“就审阅篇目而论，译文堪称杰作，充分显示了此领域译者的最高技艺（Within scope of the pages checked, the version can be rated as outstanding, which fully verified the most skillful of the translation in this field）”；而对原著中出现的大量法语引文的拙译，国内有专家也鉴定说“曹明伦先生的译文优秀，英法语的译文十分吻合”。得到了合作双方的认可，我后来又独自翻译了“美国文库”中的《威拉·凯瑟集》（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和《弗罗斯特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回首那段往事，我心中仍充满感激之情，一要感谢杨武能先生大力举荐，二要感谢沈昌文先生不拘一格，三要感谢那位美方审稿人拂尘识珠，四要感谢责任编辑倪乐女士的精心编校，不然我很难得到并把握住翻译三部“美国文库”丛书的机会。说到翻译“美国文库”的机会，其间的一段插曲也值得一说。按照既定意向，我1994年2月译完《爱伦·坡集》后，接着翻译的应该是《霍桑集》。原本说好当年8月底或9月初签合同，但美方合作者提前于8月初就到了北京，当时我正搬入新居，电话还留在旧屋，找不到我的三联书店打电话请四川大学的一位老师捎信，要我与三联联系。那位老师倒是冒着酷暑找到了我的新居，可当时我碰巧不在家，而他只打听到我住几楼，不知住几室，便把写好的纸条从门缝塞进了我对面邻居家（那户邻居数月后才搬来）。三联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我，美方日程又不容推延，于是便另请了译者，而翻译《霍桑集》的机会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所以后来与朋友和学生谈到把握机会时，我爱戏言说，机会说不定会从门缝中溜走。
做翻译，论翻译，教翻译
我从来就认为，翻译家应该为本民族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诗人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所以从开始文学翻译那一天起，我就为自己定下了“填空白”的原则。为此我买来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编的《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等资料认真查阅，寻找值得填补的空白，发现值得开垦的处女地。我早期翻译的司各特的三部长诗、斯宾塞的《小爱神》、锡德尼的《爱星者与星》，以及马克·吐温的《亚当日记》都是填补空白之作。而拙译《爱伦·坡集》囊括了爱伦·坡一生所创作的全部诗歌和小说，《弗罗斯特集》包罗了弗氏的全部诗作、讲稿、随笔和书信，《威拉·凯瑟集》则收编了作家的4部长篇和7个短篇小说，这三部文集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是由我首次译介给中国读者，我把这种首译命名为“原创性翻译”。 尽管我认为重译文学名著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也认为，做原创性翻译无论如何都更有意义。所以我常常鼓励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的学生多做“原创性翻译”，尽量多开垦处女地。迄今为止，我已翻译出版了英美文学作品近30种，计约900万字。我翻译的作品大多都一版再版，在港澳台地区也很有影响，台湾地区就出版了我7种（10卷）译著，其中《未走之路》一诗自2005年起入编台湾国中教材《国文》第6册，2017年又调整编入国小教材《国语》）第12册。
我最初开始翻译时就记住了王佐良先生叮嘱青年译者的一句话：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但那时我对这句话理解还不深刻，所以只从语言文学或文学史方面去研究，例如我早年写的文章《司各特的诗》（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和《浅谈〈玛米恩〉：弗洛登战役传奇》（载《名作欣赏》1989年第2期）等。随着我国翻译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我开始结合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研究翻译，先后出版了《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和《英汉翻译二十讲》等专著和教材，并在《中国翻译》《外语研究》《外国文学》和《四川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我的译著和论著不仅受到读者喜欢和同行好评，还受到党和政府的褒奖和鼓励，先后获得第三届四川省文学奖、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三等奖、第四届四川省文学奖、成都市第五届金芙蓉文学奖特别奖，以及四川省第13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奖。
我虽然被誉为翻译家，但从1978年12月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那一刻起，我的职业就一直是高校教师，教书育人一直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其视为我的天职。我历来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首先是培养个性和谐发展的高级人才，然后才谈得上发现与传播科学真理，延续与光大人类文明。我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关键就在于“修身”。我曾在为《中华读书报》写的一篇“岁末读书”中说：“知读书之大用乃难以量化的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常叮嘱学生厌读时不妨读点闲书。”我说的闲书，是指除专业书外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我认为这些文学珍品是陶冶心性的玉液琼浆，而当今外语院系学生所缺乏的正是这种陶冶。所以我曾在研究生学刊上题词勉励学生“始终与好书为友，永远同真理相伴。但在求知求真的旅途中，别忘了欣赏路旁的一泓清泉、草中的一只蝴蝶、山间的一挂彩虹、天边的一抹余晖。别忘了拥抱每一个能陶冶你心性的机会”。我认为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首要任务都是学会如何做人，只有学会了做人，才能做好科研，做好学问。近30年来我主要从事翻译教学，我认为翻译的基本属性和翻译活动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学习翻译只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而研究翻译则须“术高”方能“学高”。迄今为止，我已为2000多名本科生上过专业课，已招收并指导了51名硕士研究生（其中45人已获得学位）和24名博士研究生（其中14人已获得学位）。另外，1996年我曾作为交换教授去美国斯普林阿伯大学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中国文明与文化”课程，有11名美国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获得学分。
回顾40年来走过的路，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个人的足迹和许多同代人的足迹一样，与改革开放之路的轨迹并行不悖。而有时候追忆40多年前在迷茫中蹉跎的岁月，我不禁会想，如果中国不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我和许多同龄人也许都会无路可走。人们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但我有时会问：不管你准备得有多充分，要是你生活的时代压根儿就没准备你为之而准备的机会，那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那代人的经历再一次证明，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个人的机遇永远都取决于你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没有机遇，而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中华民族没有伟大复兴的梦想，个人的梦想只能是一种奢望。展望未来，改革开放之路肯定会越走越宽，而沿着这条宽阔的道路，新一代中国人的人生之路会越发顺畅，路上的风光会越发绚丽，当然也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选择。在此我把拙译《未走之路》抄录于后，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直到它转弯, 消失在树林深处。//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因为它荒草丛生，人迹罕至；/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荒凉，/两条路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唉，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但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我不知将来能否再回到那里。//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曹明伦（1953–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成都翻译协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翻译》《英语世界》等刊物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译有《爱伦·坡集》《弗罗斯特集》《威拉·凯瑟集》《培根随笔集》《伊丽莎白时代三大十四行诗集》和《司各特诗选》等多种英美文学经典，著有《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英汉翻译二十讲》和《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论文100余篇见于《中国翻译》等学术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