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4日，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在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晚会三天之后，我们一行来自全国9所高校与来自外交部等多个部属单位的24位年轻学子，晚上10点登上罗马尼亚航班，由北京起飞途经卡拉奇，到布加勒斯特转机后飞往目的地伦敦，开始了在当年无不令人向往的留学生涯。正是由于这个弥足珍贵的英伦留学之旅，让我有机会从一开始，即跟随祖国改革开放的跳动脉搏，见证及亲历着40年来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放、传承与演进。为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一、国门外的学术采撷与回归
英伦留学三年，第一年在伊林高等教育学院（现名西伦敦大学）读英国语言文学，第二年在中伦敦理工大学（现名西敏寺大学）读英语语言学，第三年在埃克塞特大学专攻当时归为应用语言学分支的翻译研究。本人因自小受一位在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的近邻的影响，十分向往翻译工作，故而由高中毕业直接选送湖南师大英语专业就读开始，就一直把主要兴奋点落在了翻译和翻译功课的学习上。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未能如愿成为专职翻译工作者，却也因为这个难得的留学机会，让心中的翻译梦开始以一种不同于原初的方式，慢慢地融入到了祖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译学发展大潮之中。
记得那是1979年雪融春暖的三月，中伦敦理工大学现代语言学院的一场翻译讲座，由时任该院院长的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美国圣经公会翻译部主管、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当时留学该校修读语言学的我，无疑就成了听课学生之一。虽然在国内大学所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其中英语精读课程包括了翻译实践的内容，另外学校间或也会提供一、二个翻译讲座，但实践也好，讲座也罢，当时在国内这类涉及翻译的课程，都基本属于翻译实践课的范畴，学的是某个句子、某段字词是用直译还是用意译，此外可能还会提一提严复的信达雅，但谈论最多的，似乎总是离不开直译、意译的问题。因此，那一次在中伦敦理工大学进行的翻译讲座，不仅成了我第一次聆听到的奈达先生的讲座，同时也是第一次聆听到的、不同于此前在国内所能听到的翻译讲座。当时，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从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土地而来，由于国内的长期封闭，对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国外学术发展动态，也包括早已名震海外的奈达本人及其译学思想，自是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因而，奈达在台前所讲的一切，基本上都是我以前不曾听闻、不曾接触过的，属于全新的知识范围而极富吸引力，再加上讲者释放出的那种谈笑风生、睿智幽默气质，使我倍感亢奋。正是那次非同一般的讲座，将我带入当代翻译和译学研究的海洋，使我进一步明确要在翻译和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向前走的决心，脑海里也同时开始形成一个念想，要在学成回国之后，将在国门之外采撷到的异域译学成果带回祖国，介绍给当时信息渠道并不十分畅通的国内同行，为译介、引进外来翻译思想，现代化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促进中外译学交流，做些踏实的、个人绵薄之力所能及的工作。
于是，就有了本人1980年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获得国外硕士学位回国的人员之一，于1981至1991年间发表翻译和翻译研究作品20余种，其中包括198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后获香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1985年冬季10大畅销书“榜首”称号的《奈达论翻译》；并有了1991年出版、2004年获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增订版、至2016年止增订版已7次重印的《西方翻译简史》和《翻译学》（2000/2005）、《翻译与翻译研究概论——认知·视角·课题》（2012）、《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2017），以及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后由译林出版社多次再版的“BBC英国最伟大的100部小说”之一的《幸运的吉姆》译著，等等。
值得特别追忆的往事之一，是本人对于奈达“翻译科学”、“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读者反应”等三个概念的认知与译介。这三个概念，是构成奈达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自本人对他的翻译理论和思想译介到中国以后，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多的外来翻译思想之一；同时也是本人自1979第一次参加奈达讲座起，至2004年与这位西方翻译理论大师最后一次相见、相叙于罗马国际会议止，我向他不下10次面对面请益和与之交谈最多的翻译理论话题，其中包括1983年他到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期间，邀约本人赴北外听他第二次来华讲座期间与他的讨论；1985年他及奈达夫人到访南京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期间，邀约本人在其演讲之余与他的交谈；以及他先后三次到访本人所在学校及寒舍与本人较长时间的交谈与交流。
当然，在相隔30、40年之后的今天，在英文以外的华文地区，奈达的翻译思想和他思想中的这些概念，都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本文无意、也不适宜在此针对这些概念引发的各种争议展开讨论。但我愿在此指出，特别就奈达所提“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翻译科学）之说而言，不论是否认同它的意涵，或是否同意将“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这一英文表述译为“翻译科学”，我们都不能不回归到奈达本人所表述的基本立场上，即奈达认为：翻译具有多面性，它既为艺术、技术，也是科学；因此有时他在与本人的直接对话中，还语带玩笑且不无欣赏地说：不少人甚至把他称作“father of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之父）。需要再三指出的是，当我们在肯定或赞扬奈达的理论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不要盲从；而当我们在批评它的局限或不足时，却又不能妄加指责，把那些本来合理的部分也否定掉。尤其是，有些人在后“言必称奈达”时期，常常对奈达的一些核心理论横加批评，甚者彻底否定，如对上面提到的他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论”和“读者反应对等论”，可是又不拿出或拿不出可以用来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和思想。这是我们在接受或者不接受外来翻译思想抑或本国传统翻译思想时，所必须认真思索的。
谭载喜1978年于伦敦（留英时期）
二、改革开放成就了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上面叙述到的本人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来的个人学术轨迹不难看出，没有祖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自己的英伦留学和随后的回国贡献。从宏大层面看，没有了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今日中国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其中无疑也包括了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光辉成就。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祖国的全方位改革开放，才成就了1980年代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发生，以及在今天的持续演进和发展。
回顾这40年，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广，成果之丰，都是以往任何时期不能比拟的。当代中国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自主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其起始时间可以说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标志：一是，从纯粹的时间层面看，它始于1980年。这一年，作为《中国翻译》杂志前身的《翻译通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和发行。虽然建国后曾经有过1950年创刊、1952年休刊、1953年复刊、1954年最终停刊的《翻译通报》，1980年面世的《翻译通讯》或许仅能视作《翻译通报》在“休眠”半个多世纪后的延续，但毕竟名称与编辑方针、出版政策及主管属性乃至期刊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应当说这是一个崭新开端，当下持久闪亮的中国翻译研究之光，正是由1980年发行的这份《翻译通讯》才真正开始点燃的。二是，从专业发展的层面看，当代中国译学较大发展的起始年是1983年，因为这一年，《翻译通讯》移交给中国译协作为该会会刊，并于1986年改名为现在的《中国翻译》，这标志着在组织结构上中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工作者自此有了自己研讨翻译问题的专业和理论园地。三是，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看，中国翻译学的较大发展，是以1987年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召开为起始标志的。记得当年会议主要由《中国翻译》编辑部的罗进德、高峰等人筹备，7月在青岛举行，本人有幸应邀与刘宓庆先生及其他几位学界前辈与同仁，分别在会议第一天作大会发言，本人围绕“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主题，阐述把翻译学作为独立科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相关发言内容先后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与《外国语》（1988年第3期）刊出。刘宓庆先生的发言内容，则主要涉及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以及如何展开翻译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本人还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等刊连续发文，就翻译学的性质、内容、任务和研究途径、方法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自此，与翻译学相关的种种问题即摆在了国内翻译研究者们的面前，先后引起争议，这些问题包括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要不要建立（或发展）翻译学的问题，翻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翻译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要不要引进以及如何引进、如何看待外来（特别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本人于1987 至1988 年间的上述会议发言和期刊文章，是继董秋斯1950 年代初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主张之后，代表着再次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思想。虽然把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来建立的构想，西方学者霍姆斯1970 年代早期在其论文《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中已有所阐发，但我们需要特别指出，霍姆斯在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宣读的相关论文中，尽管讨论了把“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来发展的问题，但正如芒迪所指出，该文发表之初其实鲜为人知。一直到霍姆斯1986 年逝世两年后，其纪念文集《译稿杀青！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将该文收入其中于1988 年正式出版，文章的影响才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本人在《必须建立翻译学》（1987）一文回顾中外翻译研究发展的问题时，未能研读并触及霍姆斯有关发展翻译研究为独立学科的主张。故此，不论如何，我们1980年代于国内再次提出“必须建立翻译学”，这不仅顺应了翻译研究发展的历史潮流，同时对我国新时期译学研究的兴起和译学思想的唤醒与发展，可以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巴斯内特与勒菲弗尔在评述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历程时所指出，翻译研究是在20 世纪80年代发展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西方译学发展如此，中国译学发展也同样如此。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国家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成就的，也是我们在审视译学发展的过往成就与未来方向时，或可引以为豪的。
三、向世界敞开怀抱的中华译苑
回首1980年代以来中国译学作为独立以至独立自主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从多个方面总结我们的发展成绩。我们先来谈谈对外国（尤其是西方和苏联）当代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引进和学习，其规模之大，足可视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翻译研究发展至今的一大特色，或曰我国当代译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成绩。从最早于《翻译通讯》1980年第3期发表的一凡的译介文章《西方的文学翻译》，到1983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个外国翻译理论文集《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再到随后陆续翻译或编译出版的各种外国翻译理论单行本，包括《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译，1984）、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蔡毅、虞杰、段京华编译，1985）、斯坦纳的《通天塔: 文学翻译理论与硏究》（庄绎传编译，1987）、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蔡毅、虞杰编译，1987）、让·德利尔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孙慧双译，1988）、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穆雷译，1991）等，再到后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多家出版社购买外国版权、以外国翻译研究丛书形式在国内再版发行的60多部外国翻译理论英文作品——无论是通过翻译、编译、评介或是直接引进印行来自国外（尤其是西方）的翻译理论成果，所有这一切，对于更新我们的学术思维，推动国内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建设与发展，无疑都发生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即使是对于那些较为排斥外国翻译理论的翻译学者，大规模外来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引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他们意识到，在翻译研究的问题上，原来还可以存在许许多多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理论范式和思想方法。由此，我们关于翻译的理论意识觉醒了，并且稳步向上提升了。广大翻译工作者，尤其是翻译研究工作者，都逐步认识到了翻译是一种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用、有理论和原则可依的人文科学学科。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和理解，我们当然要感谢翻译领域理论前辈们的思想贡献。从古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玄奘的“既需求真，又须喻俗”，到彦琮纵论译者专业要求和人格操守的翻译“十条”“八备”，再到现当代严复的“信达雅”、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异化”观，以及傅雷“神似”和钱钟书“化境”等翻译的“归化”主张，正是有了这些开拓性的翻译思想，以及当代学人对前辈思想所进行的耙梳整理（如罗新璋、马祖毅、刘靖之等人作出的努力），才使得我们在理论意识的觉醒和提升上有所本。另一方面，我们也无可讳言地应当感谢外来（主要是西方和苏联）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不论我们接受与否，这些非我族类的“异域”元素、“异邦”思想和理论，至少是呈现出了一个与我不同的参照系，向我们提供了理论化翻译的不同范式和途径，从而触发国人对于翻译迷思的不同于以往的、较深层次的思考。虽然对外来翻译理论和思想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盘照搬，但它们当中许多对我们有益的成分，却是我们不应当拒之门外的。
过去40年我们国家的翻译理论发展证明，来自异域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方法给我们研究提供的正能量，远远超出了同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虽然，此种翻译理论中的西学东渐，而非东学西渐，其中不无反映着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的现实影响，但暂且撇开 “权力关系”或“强权政治”的因素不说，当我们发现“他山石头多又多”，又为何“不可为玉顺琢磨”呢？应该说，形形色色诸如“源文本”“目标文本”“翻译对等”“功能对等”“读者反应”“文本接受”“文化转向”等等外来译学语汇、思想和概念在当代中国译学领域的出现，恰恰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来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影响，可以是一种正面影响，它拓宽了我们的译学视野，带动了我们对于翻译问题的创新思考，在较短的时间里促成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现代化，并推动了我国翻译学的持续向前发展，因此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四、本土译学研究的斐然成绩
中国译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成绩，是译学著作和文章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发表，逐步显现出本土译学研究的强有力发展后劲。40年来，除了上述大量译介和引进外国翻译理论作品的出版活动外，更多的当然是成千上万篇非译介性质的本土译学成果的发表。每年，各类讨论翻译实践或理论的文章，不仅见诸于国内主要翻译研究专刊，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翻译通讯》及其后来更名的《中国翻译》，以及《中国科技翻译》（1988年创刊）、《上海翻译》（原名《上海科技翻译》（1986年创刊，2005年改现名）、《语言与翻译》（1985年创刊）、《东方翻译》（2009年创刊）等，而且也大量发表于其他外语及语言研究、语言学、比较文学杂志，以及不少大学学报，其中主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1957年创刊，1966—1977年停刊，1977年复刊）、《外国语》（1978年创刊）、《当代语言学》（原初于1962年作为《中国语文》[1953年创办]副刊的《语言学数据》发行，1966—1978年停刊，1978年以《语言学动态》之名复刊，1980年更名为《国外语言学》，2000年起再改为现名）、《外语与外语教学》（1979年创刊）、《外语学刊》（原名《黑龙江大学学报[外语版]》，1978年创刊，2000年改现名）、《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创刊）、《外语研究》（1984年创刊，原名《南外学报》，1987年改现名）、《外语与翻译》（原《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创刊，2014年获审批改现名）、《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1980年创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78年创刊）、《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993年创刊），等等。
这里，还必须特别提一提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几份较有影响的译学刊物：一是台湾的《编译论丛》（2008年创刊），二是香港的《翻译季刊》（1995年创刊）与《翻译学报》（1997创刊）。这些刊物严格按照国际期刊惯例运作，发表了不少较高质量的译学文章，为中华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40年来出版的各类译学书籍也不在少数，包括译学专著、文集、会议论文、译学词典、译学百科、翻译教材，以及成百上千的译学硕博学位论文等。据许钧等提供的数据，在1979至2008的3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研究书籍总共有1,600多种，其中大部分发表在1990年以后的时间里。以各类译学书籍的分布比例计算，翻译教材或教学用书最多，占总数的52%；其次是译学论文集，占13%；再次是翻译技巧书或翻译手册，占10%；然后是翻译理论作品，占9%；剩余部分是翻译历史、辞书等工具类书籍。如果我们按此情况推算，并考虑到2008年以来中国译学发展的步伐比以前更为进取，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译学领域迄今出版的书籍作品应已两倍或接近两倍于上述许钧等所提供的数字。
当然，量多不一定就是质高。在众多已经出版的译学作品中，例如一些翻译教程，其中有不少在内容上存在彼此雷同的弊端，有些讨论翻译问题的专著其实也都老生常谈，缺乏创意。但无论如何，译学作品的大量形成和出版，而且持续不断，这一基本事实无可否认地从一个侧面说明：翻译研究在中国正以独立或独立自主学科的身份，稳步而蓬勃地向前演进着。
五、值得点赞的中国翻译教育及其他
当代中国译学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在翻译教学和翻译学位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知道，在翻译学作为独立直至独立自主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译学人才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了译学人才以及译学后继人才的出现，就没有了译学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了译学发展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并同时依靠着国家对于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视，40年来我国翻译教学和教育的发展可以用“突飞猛进”这几个字来形容。我曾经发文指出，与西方相关领域相比，我们表现出了后来居上的强劲势头。例如，最近十多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逐渐逆转，西方各国开办翻译学系和翻译人才培养的规模不仅未能大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翻译学本科与硕、博学位教育方面）反而不断退步或者停滞不前；相较之下，我国发展却一直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以研究生阶段的翻译专业性人才培养为例：据“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网”报道，自2007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以来，获准开办翻译硕士专业的大学从2007年的15所，增加到了2016年的215 所，在校学生约 20,000 人；开办本科翻译专业（BTI）的大学，也由2006年仅3所增加到了2016年的230 所。另据许钧等2009年写的一个调查，全国约有1,200所高校开设外语专业，其中大多教授翻译课，约20个博士点设有翻译学方向，还有20所高校有研究型翻译硕士学位点，而这些数字均不包括上述提供MTI和BTI教育的学校以及各种暑期班、业余学校所定期或不定期提供的口笔译培训在内。
正如笔者曾经所指出的，虽然我们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和翻译学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有时过于“神速”而难免不给人有些“盲动”的感觉，因而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并进行适时有效的调整和修正，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在翻译学位教育领域所显露出的种种“疲态”，我们的发展却表现出不断向前的趋势，这是令人鼓舞的。
当然，中国译学的发展成绩并不限于以上各节所述。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解，也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总结出不一样的、数量上更多的成绩。例如，近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语言与翻译服务也以越来越产业化的姿态贡献其中，因此我们似乎或可将语言与翻译服务的产业化视作一大成就。此外，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现代电子、网络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机器翻译（包括网络电子翻译和同步语音翻译机）不断更新换代，我们也因此可把机器翻译/电子翻译/人机互补翻译的进步总结为翻译领域的主要成绩，甚或是某种意义上的最大成绩。但本文囿于所能使用的篇幅，无法过多拓展。而从翻译研究的核心角度来看，以上各节所谈之种种主要成就，应该说是对我国当代译学发展状态的恰当概括。
六、结语
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研究走过了40年。在这40年中，我们从大规模学习、引进外来（尤其是西方）的译学理论，到挖掘中华翻译传统，到积极参与国际译学对话、发展带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当代中国译学话语，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发展至今，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翻译研究尚谈不上已完全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在不少方面，尤其在译学思想和理论认知的广度、深度和创新度方面，我们与别人的差距仍然存在，或者说我们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这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必须铭记于心的。
在今后的译学发展中，我们的翻译理论传统和思想主张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参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乃至跻身世界最先进的译学理论行列，除了对中国译学发展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外，更重要的是应结合反思，来探索和开辟未来发展的路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需要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关系，包括理论引进与理论自创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传统理念与现代科技的关系等等。即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译学发展中，应当尽量在继承传统思想与立足当下研究之间、在弘扬民族特点与尊重翻译普遍性特征之间、在引进外来翻译思想与开发本土理论资源之间、在理论源于实践与实践升华出理论的认知之间取得平衡。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认识上取得了这些平衡，我们的翻译研究就能得到持续发展，就能有更加广阔的前途。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哲学与理论、西方翻译史论、翻译的文化政治学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语言文化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