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

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枯燥的叙述。要做一名优秀的科技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学会“第二新闻语言”，学会做一名“好翻译”，把艰深难懂的科研工作“化繁为简”，使其通俗易懂，引发读者的兴趣，让读者读懂、爱读。

研究翻译的人还会告诉你，原文也叫“出发文本”（source text），由此衍生出译本或“目的文本”（target text），是对原文的再现，比如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等等。

从1935年春天起，朱生豪在动笔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前，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收集莎剧的各种版本、诸家注释等以及莎学的研究资料，比较和研究这些资料的优劣得失。

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与实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成为双方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主动或被动地，或详或略地研读了大量新出版的中国翻译史论著，进入21世纪，更多阅读的是以中国翻译史为研究论题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

学术研究中的学派或流派，一般指具有共同理论背景或者理论方法特征相似的若干研究者所形成的群体。流派的形成是研究深化的一个表现，流派意识体现了清晰的理论意识。

在翻译职业化的今天，文学翻译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可能，但其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和文学创新价值正是时代所需，“走出去”战略也赋予了文学翻译研究新的使命。

菲利普·拉金（Philip Arthur Larkin）是英国的大诗人，因为在图书馆工作，有时也会被文学爱好者拿来类比博尔赫斯。拉金的图书馆生涯非常漫长，超过四十年，比之更为悠久的是他的爵士乐迷身份，始于少年。

正是由于这个弥足珍贵的英伦留学之旅，让我有机会从一开始，即跟随祖国改革开放的跳动脉搏，见证及亲历着40年来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放、传承与演进。为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刚刚翻过去的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说够成绩不易，说透问题更难。篇幅所限，我只能说翻译依旧减量，研究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