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写作

在翻译职业化的今天，文学翻译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可能，但其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和文学创新价值正是时代所需，“走出去”战略也赋予了文学翻译研究新的使命。

菲利普·拉金（Philip Arthur Larkin）是英国的大诗人，因为在图书馆工作，有时也会被文学爱好者拿来类比博尔赫斯。拉金的图书馆生涯非常漫长，超过四十年，比之更为悠久的是他的爵士乐迷身份，始于少年。

正是由于这个弥足珍贵的英伦留学之旅，让我有机会从一开始，即跟随祖国改革开放的跳动脉搏，见证及亲历着40年来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放、传承与演进。为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刚刚翻过去的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说够成绩不易，说透问题更难。篇幅所限，我只能说翻译依旧减量，研究持续上升。

197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到中国外文局下属外文出版社工作。从那时开始，就与翻译结缘，至今已经42年。这段经历让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两轮翻译高潮。

明清以来的西方汉学家对《三字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积极翻译、借用这一中国人熟悉的文本，中为西用，推陈出新，在《三字经》的版本发展史上留下了极有特色的一笔。

20世纪以来，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到国内，文学翻译的价值也逐渐凸显。1928—1934年间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文学副刊》）在文学翻译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对当下的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赵稀方将其翻译新论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虽说过于宏阔，却点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面向，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都是他在这一面向的探讨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